历史上的王朝有哪些战略性的错误

作者：鬼子六

有王朝就有兴衰。

任何一个王朝都难免会得一些流行病，比如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悬殊、腐败盛行、政府效率底下、官僚体制内耗、利益集团纷争、宦官专权、外戚跋扈……秦汉宋元，唐周明清，这些病往往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如果将王朝的衰败归因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流行病”，未免有些草率，真的能让人信服吗？这篇文章是个尝试，跳脱开那些显而易见的“王朝病”，去从战略层面审视一下，看似恢宏的王朝犯了哪些战略性的错误。

或许，这些战略性的错误才是让强大的古代王朝分崩离析的关键因素，也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讨论：你觉得历代王朝有哪些战略性错误。

01秦朝：有权力折腾百姓

看过《复活的军团》的人一定对秦朝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惊叹，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洗礼，秦国已经被战争锻造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秦朝国家的权力一直深入到乡村，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通过二十级军公爵的制度，能够在统一战争中调动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去支持战争。只是，这台战争机器的设计最初只是适用于关中地区为核心的秦国，一旦吞并留过，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之后，这套经过几百年调教的战争机器，并不能一下子被六国人民接受。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技术上，要在万平方公里的大秦帝国推行如此严密的一套制度，都异常困难。

而秦朝特别喜欢折腾，驱使几十万人进行数百公里的空间迁徙，玩似的。

秦始皇找来修阿房宫、骊山墓有70万人北筑长城50万人南戍五岭50万人修驰道也不下几十万人蒙恬所率大军30万尉屠睢所率大军50万,各郡的与成边的军队也不会少于50万。

大略估算下，至少有多万的壮丁在被秦朝政府的大棒指挥着满世界奔走。当时的人口约为0万，这就意味着全国有将近10%的男人在为政府卖命。如果刨开一些妇女、儿童、老人，整个帝国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服务于秦国的伟大工程，整个帝国家家户户都在被政府拿着鞭子抽着去奉献，这样的国家哪能不崩盘？

为什么汉朝立国要提倡“黄老无为”？折腾怕了。

02汉朝：管不住地方大家族

秦朝对社会管得太紧，汉朝对社会管得太松。

经历过文景之治后，汉朝社会的豪强贵族借着国家权力再次崛起，甚至比秦朝更加稳固。一些有雄厚基础的旧士族因为长期掌握权力而在政治上固若金汤，他们吞并土地、积累财富、垄断仕途；通过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的新贵，卖官鬻爵、控制人口、圈养门客；一些接近皇帝的外戚家族更是巧取豪夺，世代繁衍，牢牢抓住手中的权力。

累世公卿的大家族接连不断，政治成为几个家族的牌局；新旧贵族共同操纵着汉朝的官员选拔制度，培植自己的势力，支配着大量的依附者，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汉帝国的表面虽然风光，但风光的背后是越来越分裂的利益集团，他们借着皇权的舞台不断洗牌，也对于一个被轻易操控的帝国政府越来越不屑一顾。

当董卓的大军杀进洛阳城之后，天下突然之间就变出了十八路诸侯，纷纷拥兵讨董。难懂没有董卓，就没有那些已经拥兵自重的地方豪强了吗？

对于大家族来说，到底是国大还是家大？

03唐朝：枪杆子握不紧

没有哪个政权不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唐朝前期开疆扩土的声势不可谓不猛，打败突厥、东征高丽、西跨葱领，建立起蒙古之前数一数二的欧亚大陆帝国。但唐朝的军队越到后来越倚重“外人”，整个唐玄宗时期，最能打的将领清一色都是外族人：安禄山是康姓胡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击败吐蕃的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厥人……

唐朝把枪杆子交到了一群“外族人”手中，这本来也算是大国气度，海外一家，但要命的是对于自己的家底不清楚，缺乏内部制衡的力量，等到安禄山叛变的消息被确认之后，唐朝开始组织军队进行镇压，却发现沉醉于太平盛世的大唐军队不堪一击，州郡无兵可用，打开尘封已久的军械仓库一看，武器已成朽木，一群乌合之众去对抗安禄山率领的精锐野战部队？做梦。

结果安禄山自己都没想到一路高奏凯歌，破潼关，直驱长安城。安史之乱让大唐的军人们再次自信了一回，只是这次的自信不是对外用兵上，而是让他们看到了帝国政府的衰弱。英明神武如唐玄宗又如何？大唐盛世还不是建立在军队上。

于是，安史之乱一平定，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降将们，有镇压“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功臣们纷纷拥兵自重，各地藩镇林立，绝不公开反叛朝廷，也绝不听你朝廷指挥，尤其在人事和财政权力上，和朝廷分庭抗礼，近乎割据，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危机。

唐朝只能自己吞下苦果，从趾高气昂东征西讨，到小心翼翼向地方藩镇妥协，不过就是安史之乱闹腾了几年。

04宋朝：定都开封

宋王朝定都在开封，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周秦汉唐王朝的首都，一般定在长安或者洛阳。除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小政权之外，没有大的王朝把国都定在开封的。宋太祖赵匡义也明白这个道理，公元年，他到洛阳巡幸时，就打算在洛阳定都。无奈，他的弟弟赵光义和一群大臣就出来反对。

在赵匡胤的脑袋里，适合当国都的地方要么就是洛阳，要么就是长安。历代的王朝都这么选，肯定是有他原因的。赵光义的反对理由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开封处在运河的枢纽位置，方便漕运，方便国家的政治中心控制经济。大非周折把国都搬迁到洛阳、长安，劳民伤财。

但是这种看法其实非常短视，因为开封周边都是大平原，四战之地，没有天险可以来凭借，只能用人肉沙包来作防卫之需。为什么北宋的国家政策里一直强调要强干弱枝，要不停的招募禁军？就是因为北宋的国都没有天险可以依靠，只能不断的增加驻守的兵力来防御北方的进攻。

如此一来，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开封的禁军越积累越多，国家需要养这些兵的财政支出就越来越大。政府就需要想方设法从民间搜刮更多的赋税来养活军队，而几十万上百万的禁军被养起来，无所事事，战斗力低下，又会造成新的社会危机。

所以当金人一旦突破了黄河防线，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北宋的军事防线顷刻之间崩溃，只有退守到长江以南的地区，才勉强依靠长江天险守住南宋的半壁江山。

所以说定都开封是臭棋一招，从一开始就制约了北宋的发展，是悬在北宋王朝君臣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05元朝：治汉地不用汉俗

孟森先生曾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对于蒙元的制度批判的很厉害，不是说元朝无制度，而是元朝不去虚心学习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在治理庞大的中原地区时显得过于随心所欲。蒙古人靠武力管得住被征服的汉人是一回事，这叫马上得之；管得好被征服地区的老百姓，这是另一回事，只有管理的有水平，才能够长治久安。

蒙元王朝始终没有能够全心全意学习汉文化，在自身的蒙古游牧文化和汉族农业文化之间踟蹰不前。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与汉人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却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而得到长期保留。

譬如，汉族王朝的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却丝毫不重视这些传统，将汉族官员珍视的“三公”职衔，随意滥授，什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都能成为“三公”，颇有文化自矜的汉族士大夫心里什么滋味，可想而知。

蒙古贵族们盘踞在社会的顶端，不接地气，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的老百姓也缺乏上升渠道，只能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底层的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很容易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上层精英跟下层百姓缺乏共识，这个松散的“同居”关系就长久不了。

06明朝：大帝国也受不了两线作战

明朝遇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持续几十年的两线作战。

从年萨尔浒之战开始，明朝在与后金的对峙中就丧失了战略优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常年在辽西一带囤积数十万的大军。

年陕西爆发的农民军起义，明朝还得分兵到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组织数十万大军，在北方的主要粮食产区围追堵截流寇，削弱了对于东北军队的后勤供给能力。

即使今日的美国要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也非常困难，何况是在明朝的本土同时进行两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无论什么样的古代王朝，都无法在既要攘外，又要攘内的局势下支撑几十年，这才是真正压垮明王朝的巨石。

由于两线作战的巨大军事压力，整个国家的财政体制都要去支援两场战争，原来在小农经济下的财政结构就难以为继，量出为入的政府应付不了不断碰撞的军费开支，没办法，只能逼的政府走上加税的道路。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

“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意思是政府有困难，希望老百姓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形势比人强，双线作战的局面迟迟无法打破，军费需求只增不减，加征的税哪里能减得下来，于是这些临时性的加派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

那么，明末的加税多吗？其实总数额上来看，还好。

根据《明史·杨嗣昌传》的记载，明末三饷加派总额为万两，其中辽饷万两，剿饷万两，练饷万两。而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折算起运和存留两大项，一年约万两，加征的数额大概相当于60%。

这个数说多也多，说少也少，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数字上的增减，而是明朝的帝国体制撑不住这样大规模的加税。我们不能只算帝国中央财政一级实际征收到手的税额，还必须要明白，税收体制是一套借助行政权力的资源汲取工具，在帝国中央收税的时候，地方上的各级官员、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想方设法“分一杯羹”。

如果能理解生态系统的能量传递逐级递减，就能明白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从地方收到万两白银，可能意味着中间层层剥削掉另外万两，底层老百姓所实际上交的税额可能远超万两——海面上的数字，至于海面下的实际数额有多大，天知道。

07清朝：把闭关锁国当成制度创新

清朝的皇帝不是不努力，只是时代变了，该走下舞台了。

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观点，将清朝的统治放在一个王朝更替的历史脉络来看，清朝的治理能力还是超越许多王朝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版图来说，在清朝之前的中原王朝，基本都是在长城边缘徘徊，国力强盛时，可以向北深入草原腹地，向西进入西域，向东羁縻东北部落，一旦国力衰弱时，就会蜷缩在长城以内的疆域。恰恰是清朝两百多年的整合，让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成为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蒙古马上得天下，却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庞大疆域的办法。清朝则在继承明朝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力会冲击下，还能一度稳住局面，焕发生机，也算具备较强的统治能力。

但清朝有一项致命的战略失误，在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18世纪，乾隆帝选择了“闭关锁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能让一个看起来无人能敌的庞大帝国，被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兴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让两千多年的世界一流大国掉队。

从春秋战国以降，历代王朝都具有一种自信的心态，开放的格局，保持着与世界的交流，清朝创造性地将“闭关锁国”变成了一种基本国策，虽然留着广州十三行一道窄窄的门缝，赚点洋人的钱给皇帝当零花，但整个国家层面的大收缩、大禁闭、大后退，让整个帝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制度创新，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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