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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网的雏形
人类最早的道路网形成于大迁徙。大约在五万年前,外形、骨骼、智力与我们相同的现代人开始出现,他们自中东与北非向世界各地散播。走向欧洲,非洲与亚洲腹地,走向澳洲与北南美洲,他们的足迹与航迹,构成了人类最早的道路网络。
牧场有载畜量,地域有载人量,人口增殖,资源匮乏,食物短缺时人类必须迁移。迁移时人类往往是追踪着动物的脚步,或者沿着海岸线前进。四万数千年前,乃至更晚,人类分几个方向西迁徙进入。一路朝东北方向进入俄国,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北方地区。一部分继续迁移进入美洲,一部分折而南下到达了山东和江苏一带。一路自中亚往东迁移从新疆方向进入。还有一路从更靠南的西藏高原东缘进入内陆,到达陕甘等地。最多的人群却在沿海鱼虾贝类的保障下沿着海岸线快速移动进入了。其中大部分是黄种人,也有少量白人部落。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基因资料混乱,各支人群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混血融合已经很难细加考证。
周口店遗址区西南6公里处有一个田园洞。前几年发现了最早的现代人的下颌骨等组织。中科院科学家和外国专家对田园洞人化石的研究显示,田园洞人距今约4万年,(具体地质年代定为4.2万至3.85万年前。)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这是我们真正的祖先。最初的道路始于他们的赤足或者草鞋、兽皮鞋下面。
这是有渔猎采集生活的现代人。他们发明了石器、木器、骨器,弓箭、投枪、套索、渔网、石矛、鱼钩、骨针、原始陶器等等工具。在冰天雪地的冰河期,在技术落后的旧石器时代顽强生存着。
2、旧石器时代的草原之路
到距今四、三万年时,人类开始出现在渭河流域与西安附近,关中无疑已经有了路。
由于山河夹逼,原始的潼关道应该已经踩出了路影。由于正值末次冰期,气候干凉,那时的渭水流域大部分地方的植被都是草原。到了距今1.8万年~1.5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极盛期,渭水流域的气温降到了更新世以来的最低点,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0°C~12°C,极端干冷。
关中草原上生活着以狩猎和采集为其经济生活主要来源的人类,譬如沙苑人。他们制造了大量细石器、复合工具,用装有石镞的箭射击着野兽,在关中平原上踩踏出一条条最原始的道路。
3、古人用脚投票路况决定于气候
关中气候一万年来有几次波动:
先是冷热交替,公元前年,气温持续温暖,比现在高3℃~4℃。公元前年左右的西安市东郊灞桥区半坡遗址甚至发现了獐、竹鼠和貉等亚热带动物的骨骼遗骸。公元前~年间,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mm以上。
此后是西周时期冷,东周到西汉(公元前年到公元初年),气候温暖湿润。
东汉、南北朝(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寒冷。
隋唐时期温暖,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然后是宋寒,元暖;明清寒冷交替。)
——这是关中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的深层背景。
大体上,气候温暖,人类活动频繁,路政就发达;反之亦然。
周秦汉唐定都关中,除了西周气温稍低,与现在相当,大致都在温暖湿润期中。
4、新石器时代的林中道路
最后冰期结束(距今一万二至一万三千年)后,非洲、西亚、东亚等许多地区的人类几乎同时开始向农业文明进化。农业、磨制石器,纺织,家畜饲养,制陶的出现,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标志,标志着人类已经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了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
关中的黄壤土,《禹贡》定为上上等,十分适宜耕作。一旦气候转暖,老天爷开恩,立刻森林密布,变成了物产丰饶的“陆海”,变成了中华文明摇篮。陕西陆续出现了大地湾文化(距今年前,时间跨度越年,种植黍、油菜等,用石刀、石铲和石斧等,有制陶业、住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出现原始文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已经进入黄帝,尧舜禹和夏王朝范围。
作为主体奠基华夏文明的仰韶文化遗址,以陕西省为最多。位于陕西省骊山脚下,临潼县城北一公里处,临河东岸的姜寨遗址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
图/姜寨遗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姜寨,是新石器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从距今约年开始,原始先民在这里居住了三千年,跨越仰韶文化时期的四个阶段和龙山文化时期。那时这里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潼河、临河自南向北奔流,在临潼城北相交汇合。先民们在这里狩猎、取木,种植、畜牧、捕捞,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生活在尊老爱幼的(儿童特别是女孩随葬品比成人丰厚得多)母系氏族村落里。在这里开始了原始农业、家禽饲养,发明了烧陶、编织、防御、挖窑穴、造房屋、绘画、装饰等项技术。
这里发现的十”、“一”、“市”、“巾”等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早期文字。这里发现的绘画工具,乐器,揭橥了美术、音乐史。这里发现的黄铜片、黄铜管,是最早的,说明了在年至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对铜的冶炼、铸造技术,仅仅比西亚晚了一千年(已经可以开启铜石并用时代),再加上紧邻临潼的同样大名鼎鼎的西安半坡遗址,有些专家据此认为“把骊山誉为“华夏源脉”是名副其实的”。
图/半坡遗址示意图
姜寨遗址发现了两条道路,这一时期关中的道路除了人工踩踏,显然还出现了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以及拖拽木橇于草地而形成的拖运道(橇是车的前身),已经远比冰期中稀疏的草原之路稠密发达。
需要说明的是,水驿的雏形诞生极早,远古人用葫芦渡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制作精美的木浆,说明舟船早已出现。而人类远在四万多年,没有发明弓箭以前,已经渡海进入了澳洲,他们可能使用了竹木筏或者独木舟。
5、黄帝制车惠及潼关道
黄帝时代,横穿腹地连接长安—洛阳的轴心干道“潼关路”已经基本形成。这条道,周代称“桃林塞”路,秦、西汉称“函谷路”,东汉以后称“潼关路”。
长安东大道的走向,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的典范。长安以东,渭水南侧与秦岭之间,是宽阔的阶地平原。受到山水的制约。古人必须在这里开辟道路,才能够稳定存在。到了潼关以东,这条路还有深险如函的一段。
历史发展到了黄帝时代,进入了西方学者所谓“酋邦”_连接氏族部落与国家的转折期。黄帝部落以畜力车的制造、使用声名大噪,酋长轩辕氏黄帝本人更成了天下共主。
人早已懂得驯养牛、马等动物,借鉴在橇的木板底下安放圆木,以滚动代替滑动的经验,发明人力推挽的车辆估计也有了一些时间。到了炎黄五帝时代,人们把两者结合起来,掌握了“驾马服牛”的技术,运送货物、供人乘坐。
《古史考》把它归功于几个人:“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驾牛,禹时奚仲驾马”。
《古今图书集成》记曰:“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一般认为这是在四千六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汉书》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
还有人说黄帝“命马师皇为牧正,臣胲服牛使驾”,甚至说黄帝发明了指南车,估计是有些夸张了。
《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则记述奚仲造车,说是大约年前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官职,而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考古学者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上限恰当夏代建国之初),发现了大批青铜刀、锥、凿、铲、锛等生产用具,说明当时青铜冶炼已有较高水平,已经具备制造各种车辆和广泛开辟道路的能力。
图/二里头一号建筑平面图与复原图来源:徐龙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年第4期
6、车辆的使用与潼关道的修整
有了车辆,就要开辟道路,就有路政。由于黄帝与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豫西晋南一带,与陕西关中地区近在咫尺。新开辟的潼关道既是贡道也是商路。附近的甘部落,有扈部落等等必须要按照中央指示定期参与道路整修是可以想像的。
谈到路政,《古今事物考》说:
“黄帝游幸天下,而有计里之车。绎道路之纪以里堠,起轩辕氏也。”
《路史》说,黄帝“命竖亥通道路,正里候(堠)。”
“里堠”就是古代道路上记录里程的土堆或土墩,有时用两个土堆(“十里双堠,五里单堠”),与古罗马大道上的里程碑相似。
“堠”在路旁,因而常常成为诗人记录离别的象征物。
柳宗元《寄零陵亲故》诗:
“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
韩愈《路旁堠》一诗曰:
“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
——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关中有许多古代路堠。
元代萨都剌在诗中感叹:
“烟树云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南山北听鹧鸪。”
当时的潼关道旁,显然同样有许多这种计程用的土堆。
尧曾经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宽广的通衢大道,称为“康衢”人称“康庄大道”。
大舜则乘车四处巡狩,他规定五年一巡狩,对表现好的官员(群后),“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奖励他们豪华马车。
大禹更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把“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在全国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他的后裔夏王,规定“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要定期整治道路,修造桥梁。
大舜、大禹行遍全国,他们的车辙、足迹显然也留在了早期的潼关道上,留在了临潼。
7、夏启利用潼关道发动第一次车战
大禹之子夏启夺位后,攻杀禹选定的继承人伯益,改选立贤能的“禅让制”为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统治。
关中和启同姓的有扈氏部落(在今陕西省户县)不服,起而反抗。于是夏启调集王室卫队及诸侯军队,利用大批的驮畜和战车、运输车。西渡黄河,经由潼关道,进攻有扈氏。双方对阵于今陕西户县一带有扈氏国都的南郊甘泽。
在誓师时,夏启宣称自己是替天行道。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不遵守历法,对天帝不敬,又不遵王命,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
由于古时战车上立载三人,分左中右,左边的人负责射箭,中间的人驾车,右边的人用矛刺杀。因此夏启规定:“开战以后,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能用箭射杀敌人,那你们就是不遵从我的命令;战车右侧的兵士如果不能用矛刺杀敌人,那你们就是不遵从我的命令;驾驭战车的兵士如果不能擅长驾驭战马之术,那也是不遵从我的命令。凡是遵从命令者,我就在先祖的灵位前予以赏赐;凡是不遵从命令者,我就在祖先的灵位前加以处置,或者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把你们统统杀掉!一个都不饶恕!”
夏启训话完毕,两军开战,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有扈氏被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畜牧奴隶。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他放弃大禹的首都河南禹县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可能也有就近控制监视有扈氏部落的意图。
父死子继的封建王朝统治制度,正式开始了。
李民先生《尚书与古史研究》考证:扈国的中心地区在今陕西省户县,而最盛时的势力范围已达到今之陕西东部,是一个大而强盛的氏族部落方国。则临潼一带,那时就是有扈氏的地盘。
“有扈氏为义而亡”,维护“天下为公”,“唯贤唯能”的原始民主制度值得我们同情,但夏后启和有扈在甘泽大战中首次大规模使用战车同样值得我们关心。
在战鼓隆隆、旌旗蔽空、车驰卒奔、尘土飞扬的战场上,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建设的完善。没有潼关道的出现,甘之战大量战车的使用实在不可想象。
正是全国道路网的形成,包括潼关道的出现,为古代驿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顺便说一句,作为未来水驿的载体,那时开始有了木板船,先民早已制成了木筏、竹筏、草筏和羊皮筏等。在我国各地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的独木舟多达20多只。木板船的发明则至少不能晚于夏朝,大量的金属工具与规、矩、准绳等木工生产工具,使建造木板船充分具备了各种条件。
传说大禹受到背上生有高鳍的海鱼的启发,发明了帆。颛顼[专虚]发明了浆、篙,帝喾发明了舵和橹,尧发明了纤绳等等。这是造船史上的飞跃,开辟了航海及河运史上的新时代。
人类是近五万年前忽然产生的,接着他们开始了大迁徙,分散到世界各地。
没有发现人类与早期智人有什么血缘联系,更不要说直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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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
周秦汉隋唐等朝的统治中心,在中古的一千数百年中,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
先后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年。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定都洛阳(从夏朝开始),洛阳更有年的建都史。潼关道一肩挑两京,其重要地位自然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从“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的潼关道支点天险潼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即可见其一斑。
夏启征伐有扈,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属于开国之战。一千多年后,周武王伐纣,又一次开国,往返亦经此道。
从上面补充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石器时代潼关道的四周人口稠密。人来畜往,自然会踩踏出路径。
夏启西征之后,建都安邑,这条道显然是王国的主干道之一。到了殷商,建立邮传系统,潼关道应该是驿道中的一条。大邑商与周、崇等方国联系紧密,此路功不可没。周武王伐纣,几乎走完了潼关道全程。
西周建国后,以宗周镐京与成周王城为中心,划定王畿千里。大力整修两京之间的道路,潼关道在大多数路段建设得特别宽广平坦。《诗经》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来形容它,此道遂成为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条路,地位居于诸驿路之冠。
周公东征(应该是刚刚开始整修),利用此路平灭了三监之乱。秦出天下兵,蹴踏东方,统一全国时,这条路是最主要的战略公路。嗣后刘邦与项羽决战中原,萧何依托此道“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为大汉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隋、唐建都长安,转输江淮财赋,潼关道水陆两途更成了隋唐两朝的经济生命线。
直到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西京残破,潼关道的千年兴盛才呈现下行趋势。唐昭宗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亡国,此路遂衰。但宋、元、明、清各朝,潼关道亦为官马大道,是开封、北京联结陕西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纽带。
除此之外,潼关道还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诗之路”。所谓“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历朝历代描写潼关道及其周围景致的诗,足以汇聚成一本专集。
图/潼关道
试举几例: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道,冰河曲饶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李世民《入潼关》
“数日方离雪,今朝又出山。试高凭处望,隐约见潼关”。——韩愈
“长安城中三日雪,潼关道上行人绝。黄河铁牛僵不动,承露金盘冻将折……”——陆游
“尘土长安古道深,潼关依旧接桃林。使君骢马来何后,道士青牛去莫寻。春半河山犹寂莫,日长坑阪正崎嵚。平生冷笑元龙误,老觉求田负寸心。”——晁补之
这是一条载满历史载满故事的大道,四周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路上则是槐柳参天、夹峙千里。
几千年来,数以亿计的大小人物,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到市井小民,引车卖浆者都曾经从这条道上走过。正所谓:
“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著鞭,相逢尽是尘中老。”
回顾往昔,瞩望未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道之兴衰竟会如此的关乎国运,不由使人喟然长叹!
作者/来源:老羊头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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