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前，宠物主要是社会上层贵族们的玩物。唐代，养宠文化从贵族阶层扩展到文人医士乃至平民百姓家。宠物在唐代的世俗和宗教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世俗生活中，宠物有陪伴、娱乐、情感安慰、生命价值等诸多价值。与宠物玩耍是中国人一项重要的休闲活动。宠物也成为诗歌中常见的形象，或忠于爱情的象征，表明了他们的野心。
一、唐代宠物
1、宫廷宠物的来源
地方贡品，即地方历代县、县、州捐给君主的土特产、珍宝和财物。唐朝的朝贡制度逐渐完善。唐制规定，地方州政府每年的贡品以地方特产为主，对其价值有明确规定。王永兴认为，唐代的地方贡品应该是政府采购的郡县指定的特产。每年冬天，本州的地方特产都会由使节派往京城。
这些州府的特产，送到都城后，由太府寺圣人管理和分配。私人捐献是指以地方长官和军都使节的名义，根据他们的利益和需要，以总督的名义，向统治者捐献某些物品。唐初，大多数统治者实行节俭，下令禁止供奉珍禽和鹰犬等珍禽异兽。到了唐代，养宠物盛行。仅靠郡县的地方贡品已不能满足唐代对珍稀动物日益增长的需求。
更多的宠物是通过周边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贡品获得的。“七世纪的中国是崇尚洋货的时代。”对各种珍奇动物的追求盛行于士大夫阶层，并延伸至平民百姓家中。地方贡品的增加可-能代表着各州经济水平的提高。地方朝贡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国内外朝贡的增加，都与唐朝国力的强大和政局的稳定有关。
2、唐代宠物的保护
民间驯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不像宫廷宠物那样有奢侈讲究。普通人家饲养宠物的方法比较简单，多是直接拿人吃的食物喂养宠物。唐人这种爱护动物的价值观是道三教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者把“仁”推广到动物，建议把每年败猎的次数从三次改为两次，认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指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顺应其时，“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君子当怀有恻隐之心，“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鸟兽昆虫莫不爱”。
道家主张“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杀生”，道教徒应当“好生恶杀，救败护成”。佛教倡导“万物平等”、“慈悲为怀”的重生理念，宣扬“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讲求“布施修福”、“供养功德”。在唐代，统治者颁布了鼓励儒、释、道三教共同发展的政策和法令。
贞观初，太宗宣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武则天提升佛教的地位，宣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到唐睿宗时，下诏:“僧道齐行并进”，由此形成了三教并行、不分先后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儒家的仁爱思想，释道二教的护生观念都得以广泛传播。
二、宠物与唐代宗教生活
1、佛教文化中的动物
宗教壁画中，各种珍禽异兽并不少见，它们常作为宗教人士的坐骑，可以腾云驾雾，飞檐走壁。这些奇珍异兽还常出现在宗教故事中，它们往往具有人性，知恩图报，象征着太平、祥和。在寺庙、道观中，有不少佛或菩萨、仙人都是人面兽身，这既反映出人们原始的动物崇拜，也说明了宠物在唐人宗教活动中的重要价值。
佛祖化身作动物形象，并能呈现在佛经故事中，一方面确实是出于宣传佛教教义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选取这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宠物作为化身，客观上源于了唐人对这些动物的感知，进而又强化了唐人对动物的认识。唐代是佛道二教的繁荣时期，其教义又渗透了浓厚的儒家文化、成分。
宗教故事所展示的大象、狮子、鹦鹉和鹤所具有的忠孝仁义、民间信仰的知恩图报的与儒家的教义相切合。宗教教义中动物的正面形象，自然会影响唐人对这些动物的认识，它们往往兼具佛教慈悲隐忍，道家清逸自然，儒家忠孝仁义的特点。在有关宠物的意象中，宗教的形象与世俗的形象融合在一起。
2、动物与符瑞
唐人之所以对珍禽异兽有强烈的需求，也是因为这些珍禽异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能够在精神层面上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儒家“天人相接”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奇兽被视为吉祥。祥瑞，或“福瑞”或“福瑞”，象征国家和人民的繁荣昌盛，常指表达天意、有益于人的自然现象、动植物。
相瑞的引进，被认为是上帝对皇帝德政的嘉奖和嘉奖，可以促进君王神明的启蒙，粉饰和平。在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下，大象、狮子、鹤、鹦鹉等动物都被唐人赋予了和谐、神圣、吉祥、圆满、和平的寓意。唐代墓葬壁画中常出现青龙、白虎、红鸟、玄武、凤凰、孔雀、鹦鹉、云鹤、十二生肖鸟兽等形象。
或仙境的象征。这反映了唐人的丧葬意识和灵魂观念中，动物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动物纹样的存在，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还传承了避祸避吉的习俗，体现了唐人求利避弊的心理需要。
三、唐代宠物饲养启示
1、宠物饲养的渊源
唐人之所以会对各种宠物表现出如此之高涨的热情，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源的充裕及魏晋遗风的影响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宠物能够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作为具体的审美和抒情对象，宠物还能满足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可以用来寄托情感和人生价值。
鹦鹉色彩绚丽、聪明辩慧，却常年被关在笼子里，与中国古代女性命运的相似性，使其成为女性处境的一种象征。时局动荡之时，人们很容易将一些个人情感转移到宠物身上。“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至东都宴请诸蕃酋长，口出狂言:“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舞”。
攻占洛阳后，他又想用舞兽表演显示自己是真命天子，舞兽们无不瞪目愤怒”，安禄山大怒，置之槛井中，“以烈火热之”，又扔进洞中，摔伤流血而死。朱温叛乱时，收养了唐昭宗的宠物猴子“孙供奉”收养，此猴则趁其不备，“径趋其所，跳跃奋击”。
最后，它被朱温杀死。通过宠物的膜目、奋击，表现时人对叛乱者的愤怒和鄙视，衬托其行径的不得人心，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情结。中唐以后，士大夫们治国经邦的热情降低，希望逃避现实生活，纷纷建立私家庭院，种植名花、饲养珍禽，极力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
王维建辆川别业，韦嗣立有骊山别业，白居易闲居于洛阳履道里，岑参、韩愈、权德舆、元棋等在樊川修建别院，杜甫于成都的洗花草堂。文人雅士们甚至把某些家畜，如鸡、鸭、鹅、驴、马、猪视为宠物。
2、宠物饲养激化社会矛盾
驯兽、驯禽活动的兴盛产生了一些直接的后果。首先，加速了唐代社会的奢靡之风，激化了社会矛盾。随着唐人对宠物需求的旺盛，宠物市场日渐活跃，宠物的价格也日渐飘升。邻邦朝贡而来的珍禽异兽，会根据其在长安的具体估价，得到鸿鸿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回赠，这必然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同时，象、犀、狮子等大型宠物饲养于宫廷，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此事令很多官员深感忧虑。由于帝王之家的推崇，社会中掀起了驯养宠物的热潮。为满足统治者和地方权贵们对宠物的热衷，贫苦百姓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珍禽异兽，进献朝廷。
皮日休《哀陇民》一诗详尽地描写了陇西百姓攀爬于悬崖峭壁之上，冒着生命危险捕捉鹦鹉的情景:“空中规其巢，坠者争纷然”，“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堂前”。对于这些采捕人员而言，成为专门进献宠物的“贡户”，“不但可以免除正常的赋税，而且可以拉近与中央的关系”，甚至获得某些特权。
应当看到，驯鸡、驯猴人受到如此殊荣不过是唐王朝当时混乱价值观的一个缩影。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唐中后期统治者的日渐腐化堕落，而在封建社会又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进行约束。潜在的隐患终究还是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爆发出来。
结语：
宠物的大量饲养给唐人的精神文化和休闲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唐代驯养宠物风气的盛行，也助长了奢靡享乐和玩物丧志的不良之风。为数众多的农业劳动力开始转变为以驯养宠物为生的专职人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唐代社会中后期农业劳动力的短缺，最终制约了唐朝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史记》
《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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