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西首位历史名人—吴芮
2.豫章高士徐孺子
3.宋词初祖晏殊
4.改革家王安石
5.诗书双绝黄庭坚
6.清风两袖“况青天”
7.朱子与婺源的千古情
8.正气丹心文天祥
9.江南才子解缙
10.戏梦人生汤显祖
江西首位历史名人—吴芮
吴芮(公元前—公元前)，秦汉之际余汗县(今江西省余干县)人，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后裔。秦时为第一任番县(今江西省鄱阳县)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被封为长沙王。吴芮是秦汉交替时期的楚地领袖，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江西首个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名人，被誉为“江西第一人杰”。
公元前年，吴国被越国所灭，越王勾践毙吴王夫差，并追杀夫差家人。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其中一支逃到了今天江西的鄱阳、余干和婺源一带。吴芮的父亲吴申曾任楚国大司马，因为谏议春申君黄歇图谋不轨，得罪了楚王。公元前年，吴申被流放到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今江西鄱阳)，当时很多人为吴申的遭遇抱不平，劝他到齐国为官。
吴申坚决不肯背叛自己的国家，为躲开那些好事者的怂恿，他举家迁居余干县西南善乡龙山南麓(今社庚镇邓墩村)。公元前年，吴芮出生于此，父亲吴申将他取名为“芮”(芮是一种适合于高纬度山区生长的水稻)，就是希望他的一生能够为天下人的温饱而奋斗。
据《余干县志》记载：“战国末，夫差六世孙申，事楚考烈王，因谏封春申君而得罪被谪居余干邓墩之五彩山，是为余干吴氏始迁祖。申生芮，佐汉高祖定天下，有大功，封长沙王，即史称长沙文王。其后裔繁衍，唐宋以降，先后分迁。”
相传吴芮出生时，龙山顶有五彩云呈现，时人以为祥瑞，便将龙山改名为五彩山。江西之东乡、进贤、南昌、临川、金溪等县志均有同样记述。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曾到邓墩村五彩山探幽访胜，写了一首《游五彩山》的诗，诗云：“吴芮当年生此山，此山彩色锦官城。如今不爱繁华地，松林森森一青青。吴芮初为番邑令，深得民心尊番君。”
英雄少年志向高远
小时候的吴芮十分聪颖，深受祖父吴厥的疼爱。祖父经常对他讲祖公泰伯开国爱民如子的故事，回忆吴国的辉煌和富饶，讲述历史上的种种教训，从医学角度讲解易学的辩证道理，从棋艺中讲解当年祖先里著名军事家吴起的兵法、阵法。并从小教会他健身强体，练习拳脚武艺。
吴芮还经常和祖父做伴爬山采药，参加农业劳动、打猎捕鱼、饲养家禽、训狗等活动。青年时代的吴芮,经常拿《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放在一起研究，取其精华并成《孙吴兵法》，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并带着吴氏族人子弟和当年跟随一起南下军士的后代，演练阵法。
秦王朝末年，统治严酷，徭役繁重，使得百姓妻离子散，田园荒芜，散兵游勇四处抢劫。吴芮为保卫乡亲不受伤害，就组织家丁亲兵抗击流寇。他为人宽厚，只要是不袭扰百姓的散兵，一律给予出路，队伍因此不断壮大。他十八岁时就统制兵马一万七千多人，分布在鄱阳、余干、浮梁的各处要道，部队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戴。他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制定一系列鼓励农耕的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公元前年2月，秦王朝面临各地义军武装割据的局面，为稳定南方，阻止百越地区背叛，采纳左相李斯谏言，封吴芮为番君。吴芮带队伍从水路进入鄱阳湖后，靠岸建城，立为据点，即为番县(今鄱阳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番县(今鄱阳县)，是秦王朝首次在江西设置的县之一。
吴芮采用强硬手段铲除鄱阳盗匪劣徒势力，积极开通航运，发展渔业，推广农业技术。他要求百姓向朝廷如实呈报田地，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鼓励开垦荒地，与百姓约法三章，凡新开垦的田地一律归开垦者所用，五年内不缴纳赋税;
外地流亡到鄱阳县的百姓，由朝廷按纳授地，派人传授生产技能，帮助他们安居乐业。吴芮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仁政举措，深得民心，不仅使当时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而且势力范围扩大了数倍。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吴芮就拥有了很高的军事、政治、管理、建设、经济等能力，并且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
功勋卓著二度封王
秦始皇横征暴敛，连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建骊山墓、修筑万里长城，动用民夫几十万人，使得民怨沸腾。公元前年7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的贫苦百姓积极响应。秦朝刑徒英布率领一支七千余人的淮南义军来到番县，投奔吴芮。吴芮见英布率众而来，立即审时度势，于当年8月带领部队宣告起义，成为第一个起兵反秦的秦吏。
英布长相难看，黥面刑徒，但吴芮并不藐视，并作出一个惊人之举，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英布。婚后，吴芮派英布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史书记载：“番阳令吴芮，甚得江湖民心，号曰番君。
布往见之，其众已数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在那时，把女儿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脸上被刺字的罪犯，确实需要一些勇气。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吴芮的眼光敏锐：英布后来成为西汉三大猛将之一，获封淮南王。
吴芮的起义部队横扫赣、湘、桂一带，声势十分浩大，威镇江南，各地群雄纷纷投奔，包括越王勾践的后裔闽越王无诸、东海王驺摇，皆领兵归属吴芮，吴芮不计祖上恩怨，一律接受。吴芮先是跟随项羽南征北战，在攻占咸阳后，项羽因吴芮战功卓著而封他为衡山王，建都邾城(今湖北黄冈)。
楚汉相争时，看到项羽的残暴不得民心，加上好友张良的劝说，吴芮毅然站在刘邦一边，凭自己占据的地盘和吴国君王之后的身份，与韩信等人上表称臣，拥戴刘邦为帝，成为西汉开国的元勋。吴芮弃楚归汉，极大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成为刘邦获胜的重大因素之一。
刘邦衷心感谢吴芮的帮助，他刚登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吴芮：“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
公元前年，吴芮任长沙王，以原秦长沙郡建立长沙国，领长沙(今湖南辖地)、豫章(今江西辖地)、象郡(岭南一带)、桂林(今广西辖地)、南海(今广东辖地)五郡，将湘县改名为临湘县(今日的长沙城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作为国都。从此，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楚南雄镇”发展为汉藩王都，长沙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异姓八王长沙王忠
刘邦取得天下后，共封了八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燕王卢绾。但其他七个异姓王都因种种原因身死国亡，其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自始至终忠于刘汉王朝。因其对大汉忠诚无二，高祖刘邦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就这样，一位有才能、有功劳、有势力、有威望，而且和项羽关系最密切的异姓王，居然成了结局最好的异姓王，不仅自己善终，而且教子有方，子孙后代也恪守吴芮的品质，不参与叛乱，在异姓王之乱、诸吕之乱等大事中本本分分、忠心耿耿，长沙国便也因此得以一直存在到文帝末年，最终传国五代，因无嗣而终。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赞誉吴芮：“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当然，刘邦并未解除对吴芮的疑心，再加上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对吴芮其实也一直磨刀霍霍、屡屡试探。有一次，刘邦对吴芮说：“吴国，古代已有，后来灭亡。朕想恢复吴国，设立吴王，你看如何?”此时，吴芮明白刘邦是在试探自己有没有恢复吴国的野心，回答说：“您的侄子刘濞重义厚道，应立他为吴王。”刘邦看到吴芮如此光明磊落，最终也就网开一面，慈悲为怀。
那么，吴芮究竟为什么能够躲过一劫，又为何长沙王能够一枝独秀呢?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忠心耿耿。楚汉战争中，吴芮坚定地站在刘邦这一边，韩信、彭越、英布等都要挟过刘邦，刘邦虽然同意了他们提的条件，但种下了隐恨，等待秋后算账。吴芮只是提供无私帮助，从来不提额外要求。
第二，行事低调。吴芮有位挚友乃“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归隐时，在吴芮家住过一段时间，劝吴芮千万不能张扬。吴芮把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
第三，百姓拥戴。有一次，刘邦和萧何去长沙国视察。一路上只见军队行礼，并没有百姓夹道欢迎。刘邦很不满，本想惩办吴芮，萧何悄悄对刘邦说：如果百姓知道谁责罚了吴芮，那他们不会让这个人走出长沙国。刘邦知道吴芮的声望太高，只好作罢。
第四，领地偏远。吴芮当时的地盘大致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属于偏远荒凉之地，对朝廷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刘邦也需要有威望的人稳定南方，所以放过了吴芮一马。
个中原因，肯定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归根结底，对汉高祖刘邦的绝对忠诚，关键时刻总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才是长沙王吴芮避免身死国亡、最终传国五代的“护身符”。
伉俪情深英年早逝
吴芮是个很专情的男子，只有一个妻子陪伴他同甘共苦，直至终老。他的这位妻子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乐府歌辞《上邪》的作者毛苹。
公元前年中秋，吴芮与爱妻毛苹泛舟湘江，庆祝自己四十岁生日。远望青山，近看碧水，想想这么多年征战在外，打打杀杀，夫妻聚聚散散，吴芮和毛苹都陷入了一种未可名状的伤感境界。面对明月，毛苹吟咏：“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歌辞大意为：上天呀!我渴望与你相知相惜，长存此心永不褪减。除非巍巍群山磨平峰棱，除非滔滔江水干涸枯竭，除非凛凛寒冬雷声翻滚，除非炎炎酷暑翻飞白雪，除非天地相交聚合连接，直到这样的事情全都发生之时，我才敢将对你的情意抛弃决绝。)
毛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连用5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生死不渝的爱情。这首歌辞为“短章之神品”，成了千古绝唱，也是讴歌吴芮夫妻感情的佳话。
这年冬，刘邦诏令吴芮率兵去平定闵越，行军至金精山(今江西省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时病逝，其爱妻毛苹亦于同年去世，夫妇双双合葬长沙城西，汉朝廷赐谥号“文王”。四百年后，吴芮第十六世孙吴纲迁冢婺源县镇头镇鸡山，至今墓前还完整保存有清雍正、乾隆年间所立石碑，上刻“延陵郡三十世祖汉长沙王讳芮溢文吴公之墓”“汉长沙王吴文王芮墓”字样。
吴芮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吴臣留居长沙，世袭长沙王位。其后，长孙辈吴回、吴右、吴著相继沿袭，至汉文帝七年(公元前年)，吴著病故时无后，长沙王封号才被废除，但已足足相传了五代。
后世敬仰英名永存
为了缅怀吴芮，余干县的当地百姓于唐代就修建了芮王殿，占地面积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余平方米，一千多年间，几建几废，最后一次修建于清朝宣统年间，分上中下三殿，最高处六丈高，殿内梁柱粗大笔直，其直径可容两人环抱，殿内建筑全部选用珍贵材木，雕梁画栋，涂金上漆，工艺精湛，金碧辉煌，后殿中央砌有青石高台，上供吴芮轿内坐像，常年香火旺盛，
可惜该殿于年文革期间被毁。6年8月，由民间投资余万元、建筑面积余平方米的“吴芮文化园”即芮王殿系列重建工程，在吴芮出生地——余干县社庚镇五彩山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鄱阳县历朝历代都为吴芮修建了番君庙，据《江西通志》卷一○九载：“吴文王庙在鄱阳毛家巷，祀汉长沙王吴芮，祠在州治内，宋知饶州范仲淹迁治西。”
在国家文物局珍藏一幅赵孟《汉番君庙碑》的帖册。元朝廷感吴芮功德，为番君庙立碑，由翰林学士明善撰文，中书舍人高日方篆额，赵孟书帖册。
公元年6月，苏轼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临汝)时，送他在黄州共度四年谪居生活的长子苏迈赴德兴(今德兴市银城)任县尉，过江西湖口，写下《石钟山记》;经饶州(鄱阳)凭吊番君庙，写下一首《吊番君》诗。
绍兴六年(公元年)夏天，岳飞奉诏去杭州临安，从九江过鄱阳，特地到鄱阳毛家巷番君庙凭吊吴芮。岳飞在吴芮的神像前感慨题楹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
清代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在鄱阳十八坊毛家巷凭吊“番君庙”(吴芮庙)，写了一首长篇七言古诗叙述吴芮的一生：“汉定天下封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称忠只一长沙王，生都临湘死庙食。暴虐当时苦秦政，独有番君重民命。抚字能仁杀贱勇，汉家名将秦时令。婚姻早识骊山徒……丈夫功业立天下，生王死神宁苟且?江湖民心亦易得，在尔鄱阳后来者。”(朱虹、江先贞)
豫章高士徐孺子
徐孺子(97年-年)，姓徐名稺，字孺子，东汉豫章郡(南昌)人。徐孺子学识渊博，对经学、哲学、天文、算数、历法有深入研究。他亦是道德楷模，品行如玉、重情重义、恭俭谦逊、淡泊宁静，被尊称为南州高士和布衣学者。
勤学苦读满腹经纶
徐孺子出生在世代孺士家庭。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徐家被迫多次迁徙，家境日益贫困，唯有力耕维生，这也培育出徐孺子不耕不食的良好品质。在家庭的熏陶下，徐孺子从小就对学习知识非常用功，加上天生聪慧、记忆过人，9岁时就能背诵《春秋经》《公羊义例》等一些著作，并展现出不同常人的辩证思维。
《世说新语》记载：徐孺子九岁时，有一次在月光下和伙伴们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面什么也没有，那岂不是会更加明亮呢?”徐孺子答：“不，就好比人的眼睛里有瞳孔，如果没有瞳孔那一定看不清。”
十五岁时，徐孺子慕名前往槠山(今江西丰城)拜大学者唐檀为师求学。在唐檀的悉心教诲下，徐孺子开始系统学习《颜氏春秋》《京氏易》等著作，同时兼修风角、星宿、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朝最高学府太学的必修科目。徐孺子在槠山读书的地方，被后人称为徐孺子读书台。清朝的唐光游览读书台后写道：“远览近瞩，层峦环拱，匹练夹飞，幽花细草，娟娟宜人，实为佳境”。
经唐檀的推荐及层层选拔，徐孺子二十岁时来到洛阳入太学深造，成为了一名诸生。东汉时期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太学的学生称“诸生”或“太学生”。期间，徐孺子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与诸生，先后从师于樊英、黄琼等大儒，也与陈番、郭泰等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樊英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和术学家，黄琼为人正直、品行高尚，后历任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职。徐孺子入太学后，自身学问、德行有了显著提升，慢慢成长为一个饱学之士。不仅对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烂熟于胸，融会贯通，而且对其他各学也驾轻就熟，通晓天文地理、星算河图，了解气象知识，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等。
看破乱局坚执不仕
汉代设立太学的目的是求贤养士，为朝廷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诸生们毕业后，大部分选择走“学而优则仕”道路，任官为吏。但也有少数选择授徒讲学而为师，徐孺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徐孺子做出这样选择，与当时东汉政治乱局有很大关系。东汉初期，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较为安定。但章帝之后从和帝起，每位皇帝都是儿时即位，掌控不了时局，导致外戚、宦官势力开始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并互相争斗、彼涨此消，一大批忠臣志士被打压、甚至杀戮，政治日益黑暗，同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豪强割据严重，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民不聊生于是纷纷起来造反，东汉逐渐走向灭亡。
乱局之风逐渐吹到了当时的太学，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对这些乱象，徐孺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加上，徐孺子生性淡泊名利，对做官兴趣本来就不大，他清醒认识到，在这种乱局中，自己做不到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也没有必要去作无谓抗争，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还不如学习自己的良师樊英远离政治，回家潜心传道受业，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徐孺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其好友陈番就印证了他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的先见之明。陈番，东汉名臣，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今河南汝南县人)。“扫天下何须扫一屋”的典故就来源于他。
十五岁时，陈番自己住的房子里一片狼藉，从来没有清理过，理由是：大丈夫在世，应当以扫除天下为最重要的事，怎么可以只关心一间房子呢?陈番从政之后，始终都处在宫廷争斗时的动荡之中，要么与专权的外戚争锋，要么和弄事的宦官相抗，期间还多次被贬。最可惜的是，当他以古稀之年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共谋扫除为患于朝的宦官势力，由于事败反为所害。
此后，徐孺子曾“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四察孝廉”，是指他四次被察举为孝廉(“举孝廉”是汉朝取仕制度，凡是被察举为孝廉的，朝廷将予以重用);“五辟宰府”，是指他五次回避、谢绝朝廷的征聘;“三举茂才”，是指三次被举荐为“茂才”即秀才，当时为了规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
后来，他还一次被“请署功曹”，一次被“举有道”，一次“家拜太原太守”，两次被皇帝以安车、玄勋、蒲轮等极其隆重的礼节征用，徐孺子都不为所动，一律谢绝，坚持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
品行如玉人杰地灵
从太学回来后，徐孺子开始了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他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传业授道、讲学授徒，恭廉表率、教化乡里，成为当时一座道德标杆。在徐孺子的潜移默化下，当地乡风日益淳朴，以致有失物者，悬以相还，道无拾遗。
其子徐季登与其如出一辙，行为敦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隐而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华歆想请他相见，一直称病不去。徐孺子及后人这种高尚品质甚至得到了当时参与农民起义人们的敬佩，敬其为高士，相约敕不犯其闾。豫章百姓见此情景，纷纷在自家门上挂悬牌匾，上书“孺子故地”、“泅水子遗”、“徐氏故里”等，以示与徐孺子沾亲带故，以保平安。
徐孺子对功名利禄看得淡如浮云，从不趋严攀附，就算自己的良师与友人当大官也不例外，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他非常重情重义，常怀感恩之心，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会力尽所能给予帮助;每逢良师或友人逝世，总是不辞辛苦、亲往吊念。
《海内先贤形状》评价说：徐孺子“征聘未尝出门，奔丧不远万里”。就如自己的良师黄琼进入官场，后官至三司，炙手可热;但徐孺子却因此与他断了来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得知黄琼谢世后，徐孺子不远千里、前往吊念，以报知遇之恩。
谢承《后汉书》生动记载：“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丧。尝预炙鸡一只，以棉渍酒中，曝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棉，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酒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在得知先师唐檀身染沉疴、卧床不起，徐孺子多次前往看望问候。唐檀病故后，徐孺子亲自操办其丧事，哭葬尽哀。每逢清明时节，徐孺子都会去唐檀墓地祭扫。对于唐檀的后人，徐孺子也总是每每接济，尽力照顾。
徐孺子品行如玉、学识渊博，深得黄琼、陈番等人欣赏，他们多次向朝廷举荐，希望徐孺子能与他们一道匡扶汉室，成就一番事业。有一次，汉桓帝刘志问陈蕃：“徐稚、姜肱、韦著孰为先后”，陈番答：“肱生于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仪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来自江南鄙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通过当时名士之间对比，更加生动地表明了徐孺子当时的身望和地位。
陈蕃任豫章郡太守时，按照礼节请求徐孺子出任功曹一职，徐孺子无法直接拒绝，只好先去拜见后再推辞回家。为表示对徐孺子的求贤若渴，陈蕃在家专设一塌，孺子来时才打开，走后即收起。自古以来，有贤人很多，求贤人亦不在少数，但像陈蕃设专榻之举实属罕见。以致唐初四杰之首王勃在举世闻名的《滕王阁序》中大加感叹：“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需要强调的是，赞江西人杰地灵，仅举此一例。
淡泊宁静趋于至善
纵观徐孺子一生，他虽未作出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也未留世代相传的宏文，所作所为显得那么平常，但他勤学苦读、完善自我、道德至上的精神是清雅高尚的，特别是在当时非仕即农的社会中，更是显得与众不同、鹤立鸡群。
唐代诗人张九龄在任洪州刺史时，曾写下《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先生经修于世，纯俭以存戒，博爱以体仁，应物以会通，全己以归正，汉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岂与彼数子直逆庭而已哉?”北宋散文家曾巩在瞻仰徐孺子祠堂之后，不禁发出感慨：“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两人的字里行间，均对徐孺子充满了敬意与虔诚。
汉灵帝建宁二年(年)，徐孺子病故，享年72岁。为纪念和弘扬徐孺子，从三国、晋代开始，历代都对徐墓进行修缮维护，并建造亭台、祠堂等设施。张九龄、杜甫、曾巩、苏辙、黄庭坚、杨万里、朱熹、刘克庄、文天祥、赵孟、解缙、袁枚等文化名人，也先后慕名来南昌凭吊吟咏，并留下了许多感人诗句。
其中，朱熹写到：“孺子高风何处寻，东湖台观水云深。生刍一束人如玉，此日清凉万古心。”明代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朱廷益模仿山东曲阜“祭孔”之例，在江西创立公祀徐孺子的“祭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清初。
当今，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亭公园、孺子亭、高(士)桥、孺子亭小学等均是以徐孺子命名的。其中，孺子亭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的孺子亭公园，为重檐六角攒尖式，周边绿化景观布局富有文化底蕴，较好地再现了“豫章十景”中“徐亭柳烟”景观。
为研究和宣传徐孺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孺子精神，南昌成立了徐孺子研究会。年，南昌隆重开展了纪念徐孺子诞生周年系列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题书“中华人杰徐孺子”，范徐丽泰、陈香梅、徐国炯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高度评价孺子精神的纪念文章。
时至今日，弘扬孺子精神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选择性、多样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复杂多变，我们要努力引导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提升个人德行和人格完美作为人生的目标，行胜于言，趋于至善，让孺子精神绽放出新的风采。(朱虹)
宋词初祖晏殊
晏殊(年—年)，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文港人(今南昌市进贤县)。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自幼聪颖，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病逝后宋仁宗亲临丧事，封临淄公，谥号元献。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一生写词万余首，但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余首传世。
诚实神童：“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
晏殊生来天赋异禀，7岁就能作诗。宋真宗景德元年(年)，江南安抚使张知白来抚州巡视时听说了此事，立即将晏殊召来面试，果然名不虚传。晏殊虽年方总角，却机敏过人、对答如流。惜才的张知白便将晏殊以“神童”名义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恰逢朝廷开科取士，14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考生一同参加殿试。
考场之上，晏殊面对这些在年龄上称得上是他兄长、伯叔乃至祖父的竞争对手，毫无怯场之态。他沉稳作答，“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宋真宗对他赞赏有加，赐其同进士出身。当朝宰相寇准上奏说：“晏殊是江东人氏。”江东五代时属南唐，乃宋朝的敌国，寇准的意思是提醒皇帝不可重用晏殊。皇帝却说：“唐时名相张九龄难道不是江东人氏吗?”断然否决了寇准的提议。
过了两天是诗、赋、论的复试，晏殊发现这个题目恰好是他曾经做过的，就上奏宋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这个题目我之前做过，请用别的题来测试我)。宋真宗觉得这位少年很独特且老实厚道，也想看看他的真实水平，于是命人重新出题。
晏殊再次拿到题目后，略作思考，便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一篇精彩文章迅速“出炉”。他的诚实与才华得到了真宗皇帝的欣赏，殿试过后，晏殊被赐予秘书省正字，并留在秘阁读书深造。因为晏殊非常年轻，朝廷十分注意对他的考察，“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见晏殊交往的都是品德、文章俱佳之人，朝廷对他也就愈加放心了。从此，晏殊在其仕途上一步一步走向巅峰。
宋朝初期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百姓富足，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族黎民，都忙着宴饮游乐。唯独晏殊与众不同，终日将自己关在家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听靡靡音。
宋真宗得知情况后，认为他勤读书，不喜游乐、品性好，遂让他做太子舍人，教太子读书。当皇帝告诉晏殊选配他的理由时，诚实的晏殊却直言不讳地说：“臣并不是不喜欢宴游，只是因为贫穷才没有去。”宋真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晏殊的诚实品性更加认可，不久便将他升迁为太常寺奉礼郎。
太平宰相：辅政“忧勤国家”、识人“益务进贤材”
晏殊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做事严谨。真宗皇帝每次向晏殊询问政事时，晏殊都会用巴掌大的方块纸以蝇头小楷书写意见，等到答奏完毕后，就将纸片封好呈交皇帝，皇帝非常看重他缜密审慎的作风。大中祥符年间，晏殊的父亲病逝，按照朝中惯例，身为人子，晏殊必须辞去官职，为父守制。
但丧期未满，宋真宗思他成疾，竟一纸诏书，将晏殊召回京城。同时真宗命令淮南官员一路护送其母至京都供养。之后，晏殊母亲又过世，晏殊请求回老家守孝，真宗不许，反而升其任太常寺丞，后又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升王府记室参军。年中时，晏殊迁升为户部员外郎，任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诰、判集贤院。
乾兴元年(年)，年仅13岁的仁宗继位，根据先帝“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遗诏，刘太后临朝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方便专擅朝政。朝中众臣摄于他们的权势，无人敢非议。
关键时刻晏殊挺身而出，进言道：“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提出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对稳定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晏殊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即便如此，刘太后仍然觉得晏殊乃太子的旧臣，对他的恩惠还不够，于是增任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时，晏殊升任礼部侍郎，又被授予枢密副使一职。
明道元年(年)，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景祐五年(年)，西夏国李元昊称帝，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寻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
一是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
二是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
三是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四是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边境的战局立刻发生了扭转，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
庆历二年(年)，晏殊再次获得擢升，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当上了北宋的宰相。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
晏殊多年身居要位，始终唯贤是举、慧眼识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宋史》说他“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却，士风为之一新。晏殊当政时期选拔重用的这些贤才名士革新除弊、励精图治，共同辅佐仁宗皇帝造就了后世赞誉的“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的“仁宗盛治”。
三度被贬：“殊性刚简”“时以谓非殊罪”
欧阳修曾形容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此话不假，晏殊一生仕途通达，似乎每一个阶段都很顺利：少年得志，中年富贵，晚年安宁。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磨难，为官期间，晏殊也曾三度被贬：年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被贬;年因谏阻刘太后穿衮服拜谒太庙越礼被贬;年因被谏官重提当年“狸猫换太子”旧事而惹怒仁宗，再度被贬。
第一次被贬：天圣三年(年)，权倾朝野的刘太后想提拔张耆为枢密使，为人率真刚毅的晏殊立即上书反对，因而惹怒了刘太后。加之有一次去玉清宫时侍从拿着朝笏在他之后才赶来，晏殊一怒之下用朝笏撞折了侍从的门牙，御史大夫就此事上奏弹劾晏殊。天圣五年(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
第二次被贬：明道二年(年)，刘太后已经掌权十余年，准备效仿武则天。当年刘太后拜谒太庙，有人奏请太后穿衮服(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穿的衣服)去行祭祀之礼。刘太后征询晏殊的意见，晏殊用《周官》中规定的太后服饰回答，明确告诫太后，礼制不可乱。刘太后见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便下了一道懿旨，将晏殊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这次被贬外放历时5年。
第三次被贬：这一次贬谪的原因则与后世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有关。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年)，刘娥(即刘太后)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女李氏担任真宗司寝，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刘娥就将他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皇子的生母李氏后来被刘太后晋封为宸妃，这位皇子便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明道元年(年)，李宸妃去世，晏殊因文才绝佳，奉命撰写墓志。
当时仁宗年少，刘太后执掌大权，晏殊自然不能写出真相。关于宸妃的子嗣，晏殊仅写下只言片字，“生女一人，早卒，后无子及”，隐去了那段讳莫如深的宫闱秘史。庆历四年(年)，54岁的晏殊被谏官重提“狸猫换太子”旧事所弹劾，谏官指责晏殊明知仁宗为宸妃所生，却在其墓志铭中只字不提。
这虽然不是晏殊的过错，但对于仁宗而言，身世已是埋在心底永远的痛。为了给生母一个说法，大怒之下的仁宗只得降罪于晏殊，晏殊也就踏上自己的第三次贬职之路。被贬出京城的晏殊，先后在颍州、陈州、许州多地辗转，直到10年后因身患重病，急需名医治疗，才得以恩准回京。
纵观晏殊的一生，从14岁入京为官，入仕50年，但外放时间长达16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贬谪外放之中。但无论身处何方、官居何位，晏殊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始终如一忠于朝廷、造福黎民。
比如，天圣五年(年)晏殊被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任知府，期间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特别是全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兴办教育之先河。
庆历三年(年)在宰相任上时，他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出现了史上有名的“庆历兴学”。
富贵词人：“余每言富贵，不言金玉锦绣，唯说气象”
词是五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文体，至宋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华文化的又一座高峰。而在北宋初期晏殊的词，无论是在质量、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最高最广的。《宋史》称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
这里所说的“诗”，广义上也包括词在内。冯煦《蒿庵词话》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意即宋词真正的发端是从晏殊开始的，他被公认为“宋词先锋”，可称为宋词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说，晏殊在文学上的成就更超政治。
读晏殊的词，总给人一种美好安然的感觉，闲适中透着典雅，婉约中透着阔达，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之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抒发了作者对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站在旧日的亭台中，听新曲饮美酒，天气仿佛与去年相同，却有些不同，物是人非，夕阳正落;无人能阻止夕阳落下，正如无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珍惜时光、珍惜当下……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谓历代盛赞的名句。
有人认为是一种消极思想的表达，实际上他要说的是很多情况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注入新的生命元素，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创造新的生活。
将人生哲理蕴藏于风景描写之中，是晏殊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语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此词写深秋怀人，是宋词的名篇之一，也是晏殊的代表作之一。
“昨天夜晚时分，刮来一阵猛烈的秋风，使得碧绿的树叶凋零殆尽，我独自登上高楼，眺望着漫漫的长路，心中顿生迷惘和凄凉之感。”词句表面上是在说时序的交替，景物的变化，本质上是写人事的沧桑，情致深婉而又寥阔高远。王国维借此来感叹世事的变幻无常，也意在说明做学问和成大事业初期的迷茫。
晏殊生活在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的太平盛世，加上他长达50年的仕宦生涯，直至位极人臣，所以，在他清雅高洁的词作中，总是透出一股富贵气息。《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一位富贵之人坐在阁中，看到重重的门帘外面有燕子飞过，昨夜花落，红色花瓣在亭子里铺了一地。他走到弯曲的栏杆边，望着池中的倒影，一阵风令他感到一丝寒凉。随着风吹来的方向看去，他看到碧绿的帘幕，还有敲打在荷叶上的雨滴……富贵闲愁之气可谓扑面而来。
晏殊吟咏富贵，但从不夸金耀玉。王庆孙写“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他很瞧不起，说“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寇准的炫富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他毫不留情地说这样的诗句“未是富贵语”。那么，在晏殊眼里真正的富贵是什么样子呢?“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朱帘、炉香、亭台、庭院、池塘，飞燕、梨花、杨柳、清风、明月。这等优渥闲适、这等景致意象，才是真正的富贵人家!这也是为什么晏殊被后世称为“富贵词人”。
我国词史上名家如林，但是父子并称而又足以影响一代风气的词人只有两对，这就是“南唐二主”的李璟、李煜和北宋的晏殊、晏几道。晏氏父子因其交相辉映的艺术成就而被词话家们合称为二晏或大、小晏。晏殊47岁时，迎来了他的第七个儿子晏几道。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
晏几道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便是那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这首词中最妙的就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句借用了五代诗人翁宏《春残》中的诗句，可如今谈起这千古名句，几乎很少有人提及翁宏，只知是晏几道的“专利”。晏殊父子二人在大宋文坛风生水起，美名传扬天下。
至和元年(年)，64岁的晏殊因病回京，病愈后再次请求出守。但仁宗皇帝特意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讲经释义，并让他5天到自己这里来一次，按宰相的规格对待他。
过了一年(年)，晏殊疾病加剧，仁宗要亲自去探访病情。晏殊立即派人飞驰上奏说：“臣无非是老毛病又犯了，很快痊愈，不足以让陛下担忧。”不久后竟遗憾地病逝。悲痛不已的宋仁宗亲自前去哀悼，但仍愧疚没能见老师最后一面，于是特地罢朝两天，追赠晏殊为司空兼侍中，并亲自在他的墓碑碑首刻上“旧学之碑”(意为传统文化的楷模)四个大字，对晏殊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朱虹、江先贞)
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世人又称王文公，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生活在北宋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两次担任宰相，两次被罢免，有着两起两落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下笔成书，流露出才华横溢的天资。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深刻了解民间疾苦，并逐渐产生为民报国的远大志向。
庆历二年(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等职，体察民情，推行变革，政绩卓著。嘉祐三年(年)，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治平四年(年)，宋神宗即位，深得神宗器重，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奏议变法。熙宁二年(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熙宁二年()任宰相，推行变法。
熙宁七年(年)，因守旧派反对，第一次罢去相位，变法遭遇挫折。次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改革难以推行，熙宁九年(年)再次罢相，从此闲居江宁府。元祐元年(年)，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初露锋芒的改革家
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以来，在近三十年主政地方的生涯中，对地方治理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和探索，年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勾画了一幅初步的蓝图。
庆历二年(年)，王安石进京第一次参加科举，因其文采出众，妙笔生花，本来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却因卷中“孺子其朋”四个字触怒龙颜，被仁宗皇帝取消状元资格，降为第四名，并授淮南节度判官一职。初出茅庐的王安石勤奋好学，时时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掀开了仕途和人生的新篇章。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历来重视郡县治理，但要真正治理好郡县却并不那么容易。王安石作为鄞县知县，在他主政的三年里，关心民生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矢志不渝，锐意革新，大胆地进行一些改革尝试：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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