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兴与亡都和长城有关

秦朝的长城是在秦统一六国、中原局势基本稳定，对百越的战争也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了免除后患，保卫国家安全和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除匈奴这一宿敌，而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为了巩固战争成果，防止匈奴铁骑卷土重来，故而秦朝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修筑长城以为防御。由于击败了匈奴，秦朝的领土也大大扩充，首次把“阳山”以南的地域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河南地”纳入了中原国家的版图，设县移民，屯田开发，修筑长城就是为了保护这一片新的领土，也首次张扬了中原王朝的声威。正如杨英法先生所说：“秦始皇修筑长城时的军事态势与战国时期的燕、赵、秦等国已大不相同，因击败了匈奴，与匈奴的战线北移，原先的长城有些地段已失去防御匈奴的作用，再修时，某些地段只得北移。”所以，长城的修筑巩固了对匈奴战争的成果，连一向贬低秦朝的贾谊也不得不承认：“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如此，便保证了边境人民的安全，赢得了短暂的安宁，也有利于北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秦朝也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内务，发展经济。

毫无疑问，长城与秦朝速亡有一定的关系。在修筑人员上，秦朝长城是全国人民参与修筑的，诚如王献唐先生所说的：“齐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有些不同。秦始皇是把战国期北地各国长城连起来，动员全国力量修筑的，专以防御匈奴。齐长城只是山东齐人独力修筑的，初段防鲁，后段则全部防楚。”史料中对其修筑人员给出了一些描述。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遣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可见修筑长城的主要是“城河上塞”者和“筑亭障”者，由于是蒙恬带领的，所以可以推断主要的就是他带去的那些士兵。

另外，据张维华先生考证，“此时被征发而献身于长城之役者，除蒙恬所部数十万士兵外，尚有依役被遣之戍卒。秦制兵役悉出于民，民年自二十三始，给事郡县一月为更卒，给事京都一岁为正卒，屯边一岁为戍卒。戍卒除戍边外，必投身于长城修建之役。”据此可知，修筑秦长城者主要有士兵和部分戍卒。又有“（秦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即犯了执法不公正之错误的人也被发配去修筑长城和戍守南方越地。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有记载：“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语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旦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对此，徐畅解释道：“‘城旦’的原意，应是白天进行候望，而夜间修筑长城的苦刑。这也展现出当时夜间劳作的普及。”这也是因罪谪而修筑长城者，反映出民众劳役负担的繁重。另外，人们从黄海之滨到当时阳山，距离上来讲，徭役当然比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要繁重许多，对六国人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负担，由此激起人们的反抗也是情理之中的。

但是并不能说秦朝此举就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这比较一下战国修筑长城和秦朝长城的修建过程就能看得出来，战国时代各国修建长城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即当时各国领土和人口来说，农民的徭役负担并不比秦朝轻多少，甚至还要沉重，为什么不见后人批评战国各国滥兴徭役？这除了后世学者对秦朝政治偏见之外，还有着地域上空间距离以及民众对政权认同有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几百年，民众对国家的惯性和认同感比较强，特别是外敌来犯、用各种残酷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更是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所以在他们看来，修筑长城和保卫国家、和自身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这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自愿”的程度大，“强迫”的程度小。而秦朝则不同，虽然统一了六国，推行了一些巩固统一的措施，但东方六国人民大多还沉浸在痛失家园、家仇国恨的悲愤情绪中，对新建的秦王朝还没有形成归属感、认同感，更多的是仇恨和憎恶。

例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他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肯定也不小。两年后，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又一次遭到袭击，而且是在秦都咸阳境内，“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原来的六国贵族对秦始皇更是恨之入骨，《史记·留侯世家》中就有记载：“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赐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又据《史记·项羽本纪》载：“其（项羽）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另外，对于迁入关中的六国豪强地主，秦始皇的做法也不得人心，后来的刘邦就高明许多，诚如臧知非先生所说：“刘邦之迁移豪强和秦始皇的区别在于，秦始皇在政治上打击六国豪强大姓势力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剥夺其财产；而刘邦则采用赎买政策……”如此，这些被剥夺经济利益的豪强大姓也是反秦的一部分。

所以说，有一部分人还时刻想着报仇雪恨，想着恢复原来的国家、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对新建的秦王朝充满仇视，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定当不在少数。所以，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各国统治者与农民的矛盾变成整个东方六国以及秦朝农民和秦朝统治者的矛盾，秦在疆域扩大的同时，其统治集团的对立面也大大增加了。在新王朝刚刚建立没有多久，人们激愤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时候，秦始皇不是笼络人心，发展经济，减轻民众负担，而是征发大量劳力去修筑长城，增加关东人民的徭役负担，而长途运送粮食、军用物资对东方六国人民来说是从来没有的，农民实际徭役负担要远远超出制度规定，这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很快把民众赶向自己的对立面。如此，时人对新建王朝、对修筑长城持反对、批判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孟姜女哭长城”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人们大多以为孟姜女哭倒的就是秦长城，秦始皇也因此背上了更多的骂名。殊不知，孟姜女哭的并不是秦长城。对此顾颉刚先生也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故事之所以在唐代开始定型，大抵是因为隋唐重于开边，武功极盛，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故而引起的民愤极大，所以人们就借了杞梁妻哭城的故事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当时统治阶级舆论导向又是对二世而亡的秦朝和隋朝大加讨伐，要求王室和大臣进行反思，引以为戒的，再者，秦始皇和秦长城又是时人所比较熟知的，符合文学创作的需要。因此，孟仲姿哭倒秦长城的故事就应运而生了。可见，“孟姜女”哭倒的并不是秦长城，故事情节的发展是随着舆论的导向、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民众感情的变化和想象而不断变化的。如此，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秦长城，正如在《秦始皇大传》中论述的很形象的一段话：

对秦始皇修筑长城中的所谓“残暴”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首先，要建造像长城这样空前的伟大工程，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要安居乐业，要发展生产，就要抗御匈奴的侵略，修筑长城与他们的心愿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其次，对于像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类的传说，也要有所分析，在建筑长城中会有伤亡，而且是巨大的伤亡，那是自然的。但由于秦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后世的那些文人学士为了给新的主子脸上贴金，故意贬低秦始皇的业迹，也是有的。再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封建君王，他不可能，也不会对人民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修筑长城中有许多残暴的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评论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应该更多的看它的客观效果，而不是过分追究其主观动机。从抗击匈奴入侵的效果来看，秦始皇建造长城是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的。

另外，由前所述，许多学者都认为北伐匈奴是秦朝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连秦始皇时期的大臣李斯也认为：“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这段话虽然主要强调的是攻打匈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是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匈奴的情况，“迁徙鸟举”、“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由于骑兵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匈奴人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好驾驭，即使暂时被击败，也很容易逃到北部广阔的地方去，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而当时匈奴在头曼单于的率领下已经非常强大，占领了“河南”地，况且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燕国太子丹和大臣鞠武等，还打算去匈奴地区与头曼单于联络，共同对付秦国。故而，秦王朝对这一宿敌不得不防，所以，发动战争，北击匈奴，修筑长城，防止匈奴卷土重来，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必要的。

也有不少学者批判秦长城的修筑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造成了植被的大量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是用现代观念在科学和道德层面对秦长城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并不存在这种现象。文帝曾提及：“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可见当时修筑修筑长城的政治利益是大于经济利益的。

再者，不少学者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认为秦长城修筑了十余年，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此作为批判秦长城的依据。但是，前文通过论述已得出结论：秦朝长城的修筑应当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结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后共五年时间，何来十余年之说？人们对此殊不可解，其实，这并不矛盾，这儿的十余年是指蒙恬在统一之初就奉命北上防守匈奴，一开始是在“河南”被动防守，秦始皇三十二年渡河北上击败匈奴，三十三年开始修筑长城，司马迁说“暴师于外十余年”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今人不解，是应该纠正的.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背景下，秦长城的修筑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人们唯独对其所持的强烈的批判态度是需要修正的。一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时人对新建秦王朝还没有形成心理认同，所以对代表当时“暴政”的秦长城也是满怀仇视的。这也可以解释一些学者的观点：凝聚力的缺乏导致秦的速亡、六国旧贵族的激烈反抗导致秦王朝的迅速倾覆等。

二是历来人们都奉行“暴政亡秦”的观点，认为万里长城是和阿房宫、骊山陵并列的秦代三大暴政之一。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便知，阿房宫、骊山陵是供秦始皇生前死后享用的，但万里长城的修筑是为了对匈奴进行有效防御，以保护国家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役使的劳力取之于民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如此的大工程必然要有民众的参与，有伤亡也是在所难免的，伤亡也并不像后世如“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等所渲染的那样惨烈。稍后的汉武帝修筑长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使用的人力物力会相应更多。

另外，秦长城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正如前文贾谊所认为的“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其次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边疆经济的发展，再次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防御工程，不断被后世所仿效、所沿用，稍后的汉代长城的修筑及其与秦长城的诸多相似性，也很好地反证了秦长城的合理性，这在后面还会继续谈论到。秦长城的修筑对农牧文明的分界也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