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其实在战国早期参与争霸，或者参与重大利益纷争的国家，都是拥有历史底蕴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要么来自周天子的正统分封，要么是在武王伐纣战争中，立下功勋而被分封的，比如说齐国，开国之君姜子牙是西周第一功臣，再比如，晋国，开国之君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这些老牌诸侯国成立都是有背景的。
再比如楚国，专业对抗周室数百年，在周王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立为王的，还有一些西周的王族分支，凭着血脉的高贵被封为诸侯的，比如燕国，而战国首霸魏国继承的是晋国的衣钵的；这些国家都是相当具有历史底蕴的诸侯国，它们在整个周王朝的传承过程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底蕴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
进入战国时代，也是它们经历了重重的考验而生存了下来，从而能够参与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但是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优势，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好处，很多时候国家的发展受历史底蕴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从秦国身上就可以看出一二。
事实上，在战国七雄当中，秦国的资历是最浅的，换句话说，它参与诸侯争霸的资格是最小的，它其实是东周的开国诸侯，比之晋国、齐国、楚国和燕国这些国家晚了整整一个时代，哪怕是韩、赵、魏三家是战国时代新型的诸侯国，都比秦国更有资格参与中原争霸。
因为韩、赵、魏三家，它们本身是老牌诸侯国晋国的家臣而成立的国家，本身就是晋国国内的大贵族，在晋国成立时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晋国国内它们也掌控着巨大的国家权力，可以说在实际上在晋国后期，是凌驾在晋国国君之上的。我们从根本上来讲，韩、赵、魏这三个国家也拥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底蕴。
秦国迅速崛起得益于历史底蕴比较浅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底蕴，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成长迅速，却得益于历史底蕴比较浅呢？这种说法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道理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样问题，看一看秦国的成长，与它的历史底蕴到底有哪些渊源？而这些又具体的表现在了哪些方面？
秦国政治制度受周王室影响较浅
首先第一点，国家的历史底蕴不深，那么基础政治制度受到周王朝的影响就比较浅，最原始的统治形式在国内扎根也比较浅，让这个国家比较容易接受新制度的熏陶，从而更加容易接受变法和改革。
我们知道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因为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分封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它成立的时代是一个周天子统治已经衰弱的时代，那时诸侯已经有了不听王命的表现，既然周天子对于各大诸侯国的控制权已经逐渐变弱，由周王朝所折射出的一种统治制度，自然也就不会对诸侯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秦国这个新型的国家。
秦国远离周朝统治核心，天子式微时期被分封本身秦国就地处西部的偏远地区，与周王朝的统治核心距离比较遥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周王朝本身就对秦国的控制能力不强，而且周朝所奉行的制度已经不再被各诸侯国服从，对秦国这个新兴的国家来讲，周朝的制度影响力就是更低了。
秦国成立后忙于对付戎狄，开疆拓土，忽略制度建设再者说，秦国之所以能够立国，其实靠的并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诏令，那个时候周天子对于西部领土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控制权，王朝的西部边界大部分已经被戎狄所控制，所以按理来说，周天子其实是给了秦国国君一个空头支票，如果它们能够从戎狄手中将领土抢回来，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立国，抢不回来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秦国在立国前期，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战争当中，为了从戎狄手中抢夺领土，为了拓宽自己的领土疆域，也为了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以方便参与诸侯争霸，这个国家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并没有将精力放在仿照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并进行政治改善上。
历史底蕴比历史底蕴深厚的国家，更容易变法强大
因此，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建国的时期比较特殊，国家的历史底蕴不深厚等等原因，让这个国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度影响，也就更容易接受后来的商鞅变法；这一点我们通过两个实例就可以得以证明。
燕国历史底蕴深厚，容易墨守成规
第一是燕国和秦国之间变法的对比；燕国是战国时代里历史底蕴最为深厚的诸侯国，它是西周的开国诸侯，第一任国君召公奭更是姬姓王族，同时在西周的朝堂上拥有着比较高的地位，所以如果单纯地从血脉和相对于周王朝的地位上来讲，燕国这个国家是比国家等级更高些，同样它的历史底蕴也是最为深厚的。
燕国深受西周王道政治影响可是正因如此，燕国受西周统治制度的影响特别深远，西周是推行一种王道的政策的，深受周王朝统治影响的召公奭，自然也会在燕国推行这种王道政策，这使燕国后期的几百年发展历史都深受其害。
我们如果仔细的分析燕国历史就会发现，燕国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前的历史特别平静，甚至它出现过九代国君的空白，产生这种情况的最合理猜测，就是那九代国君当中，燕国并没有出现影响中原格局，或者说影响国家发展道路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国家，这就是燕国深受王道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王道政治传统阻碍变法改革在王道的统治影响下，燕国其实奉行的是一种类似于道家无为而治的方式，主张在君主的领导之下各司其职，坚决奉行西周的礼乐制度，反对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所以它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多，发展可以说相当的按部就班，因此，王道的统治在燕国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对于战国时期的燕国人来讲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它们已经坚持奉行了几百年之久，想让它们在一朝一夕之间进行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燕昭王变法的时候，哪怕有着魏国和秦国的成功先例，也没能够同样推行法制变法，变法只是在国家的一些发展形式上面做了变动，可谓是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的。
秦国受王道政治影响小，阻碍力小，变法轻装上阵但秦国的变法却不止如此，秦国的变法可以说是一场彻底的大换血，其实秦国并非没有实施过王道政策，秦国曾经在秦穆公的时候任用了百里奚，百里奚推行的政策就是一种类似于王道的政策，就像是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样，从百姓的养生丧死方面进行改善，在那个时代也对秦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秦国推行王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到秦孝公时，秦国推行法治政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可以说，在商鞅变法当中的最大阻碍来自于贵族，因为商鞅变法确实是损害了贵族的利益，自然会得到贵族的反对。
不过，对于平民百姓来讲，法治政策却给他们带去了利益，与他们能够接受的政治统治并不相悖。换句话说就是秦国的百姓不具有燕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因为立国时间少，没有必须要发展传承的基本制度，所以在改变和接受的方面显得比较容易。
秦王朝的灭没并不是极端苛政，而是法治政策失误
第二点则是秦王朝建立之后推行法治政策的失误；我们从秦王朝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像儒家子弟所说的那种极端的苛政其实并不存在，秦朝确实征收了比较大量的徭役和赋税，但这种徭役和赋税更多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比如说修建长城，比如说修缮都江堰，修建灵渠、通灵渠等等，这些都属于基础的防御设施和水利设施，对稳定国家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
而被人们诟病的阿房宫其实也并没有建成，像杜牧所言的那种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其实只是一种夸大的构想而已，可能唯一能够作为例证的，也只有秦始皇辉煌的骊山陵墓了，换句话说，哪一个时代的帝王没有为自己修建宏大的陵墓呢？所以说，秦王朝的覆灭我们并不能从这一类的问题上寻找原因。
秦朝推行的法治政策不被原六国百姓所接受事实上，关于秦王朝的覆灭，更多的是在法治政策上推行的一种失误，秦国是因为法治变法而强盛起来的国家，所以，秦朝建立后就自然而然地想要在整个王朝内推行法治政策，但六国覆灭之后，秦朝的子民已经不再是原本的秦国子民，它的子民是曾经战国七雄的所有平民百姓，原属秦国的百姓能够接受法治，但这不代表六国归降的子民们也能接受。
因为在他们原本国家覆灭之前，他们一直以来接受的统治环境与法治是大不相同的，那同样也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让其一朝之间放弃原本的生存方式，而接受法制是有点操之过急的。
六国百姓受原有统治环境影响，很难迅速接受新法治秦王朝统治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就将法治政策一股脑的推向了整个王朝，让没有接受过法治观念影响的人感受到了压迫，从而进行了反抗。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底蕴的影响，如果山东六国的子民们不是世世代代接受非法制的统治政策的话，那么他们对于法治政策就不会过分的反感，也就不会感受到过度的压迫而进行反抗。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发展与它的历史底蕴是有着很大的渊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的表现在它的强盛上，同时，对于大秦帝国成立后的统治形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当作是它灭亡的一个原因。
秦国因历史底蕴而强大，也因其他国家历史底蕴深厚而灭亡所以，对于整个秦国和后续的秦王朝来讲，前期历史底蕴的不深厚是它强盛起来的一个基础，让它比其它的国家更容易接受变法改革，更容易接受比较有先进性的基础制度，从前的秦国人能够更好地接受商鞅变法的内容，而在商鞅变法之后所积累起来的底蕴，却成为了最终决策失误的原因，毕竟原属山东六国的子民，并没有改善因为历史而积累下来的思想。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时，推行法治政策没有崩溃却在建立一个王朝之后，再继续推行法制政策的道路上，土崩瓦解这一事件了。从根本上而言，这就是历史底蕴在作怪，是因为长久的发展历史而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在作怪，所以很多时候抛弃秉承已久的思想，进行思想上的解放和创新，还是非常有作用的，也是发展的一种必要。
历史底蕴除了对于国家政策和发展形式上的影响，相对薄弱的历史底蕴还让秦国的改革更具先进性；这点我们从秦国和楚国之间的对比上就可以看到，秦国立国时间相对来讲比较短，所以，它在发展的道路上可以接受一种新时代的熏陶，可以在众多的统治形式当中选择法治来治理国家，但是像是楚国这种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自立为王的国家来讲，就不存在这种选择权。
讨论
楚国受传统思维影响，成也分封，败也分封虽然在春秋时期，各大诸侯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已经比较纷乱了，但诸侯国还没有完全脱离周天子的控制，从表面上来看，最基本的政治统治还是来源于周王朝，所以当楚国在春秋时期自立为王的时候，能供楚国借鉴的统治形式只有西周的分封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楚国会凭借一个诸侯国实力来实施分治制度的原因。
毕竟除了西周的分封制，它们没有其它的借鉴形式，而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没有那么迅速，并没有萌生出向吏治、法治这样的具有先进性的统治形式；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基础的制度和统治形式对国家的发展影响太过深远，分制的政策一旦形成，想要进行改善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试想一下，实施分封制的周王朝最终会出现春秋战国，仿照分封制度建立了分治制度的楚国，到发展的后期又能够好到哪去呢？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秦国其实也占了历史底蕴短比较大的光。
小结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历史底蕴对一个国家来讲真的是一把双刃剑，比较丰厚的历史底蕴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文化的支撑，在文明的发展上有着更加多的话语权，对于一个文明和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更加稳定和方便，可是历史底蕴却容易对其文明治下的百姓，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禁锢。
毕竟千百年来，这种文明就是依靠着某一种发展形式而传承的，成百上千年后的子子孙孙也自然会坚定的遵守这种发展形式，思想、思维、文化等千百年来局限在一个框架内，容易形成墨守成规的思维惰性。对于相新兴的国家来讲，在思想上的突破能力就显得相对薄弱，影响人们的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和创新动力，新兴国家要想突破已有的体制，必须有创新的勇气，只有创新才能为国家实力发展注入新的契机。
战国时代，魏国之所以成首霸，那是因为进行李悝、吴起变法，秦国之所以逆袭成王，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因此，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要坚定的思辨，同时坚定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身后的历史文化当中，增加更多的新鲜血液，让一个文明的发展亘古不衰。
参考文献：《春秋集注》、《吕氏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史记》、《左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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