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根于西海擢繁于中华来自域外的奇花异

　　丝绸之路的凿通和畅达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各国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商旅通行、使节往来一并带来了域外的珍奇物产、鸟兽植物。域外植物的输入到了魏晋时期已有大量记载可循。来自异域的奇花异木有两种途径被引进中国，一部分由使节进贡带入宫廷，有的种子通过宫内园艺人的传播得以扎根于宫墙之外，文人士大夫们出于玩赏心态购入这些稀有品种植于自家庭院之中;此外，外邦人来华长期居住时，也带来家乡的花木，聊慰去国怀乡之情。

域外花树入眼目

　　域外植物的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制成香料和医药等。在进入中国之初，大多被赋予了丰富的异国想象，伴随着中国与其他文明不断的互通往来、彼此交流，大量的域外植物扎根中华大地，这些来自异邦的奇花异木深入中国的宫廷与民间生活中，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汉代，苜蓿、葡萄和石榴自西域引入中国。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魏晋时期，欧亚外国人杂居于中国内地，《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馀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到了唐代，南方地区已是“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域外花木丰富了中国人对于外来事物的憧憬，延展了中国人对于域外的异国想象。

　　唐代张谓曾向皇帝呈《进娑罗树枝状》，称“拔汗那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有娑罗树，时称奇绝。不比凡草，不栖恶禽……但以生非得地，誉终因人。荣枯长在于异方，委叶不闻于中土。陛下高视三代，横制四夷。威信浃于君长，仁惠沾于草木……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柯，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张谓呈状，意在进奉异域娑罗树，以仁义惠及草木之喻来彰显大唐君主威信广传。异域奇木被视为福泽祥瑞之景观引入中国，借以彰显天朝气象、帝国荣耀，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时至今日，北京的一些古老寺院中仍有娑罗树，如潭柘寺中的娑罗树，是公元年移植到这里的，中间已经跨越千年历史。

异域花木入心灵

　　扎根中华的异域花木入诗入画，丰富了文学意象、艺术题材。“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外来植物成为文人笔下情感寄托的物象，为诗人们的诗歌作品增添了新奇斑斓的色彩。域外花木被种植于庭院，欣赏之余也激发起诗人们的文兴。比如，曹丕、曹植、王粲、陈琳都写过同一种主题的赋，即对西域迷迭香的赞颂。咏物抒怀，诗以言志，这些曾生长在异邦的花草，由诗歌这个媒介，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异域花木同样丰富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民风民俗。在西汉，西域来的石榴在引种之初首先在长安上林苑种植，因得到汉武帝的喜爱，又被栽种于骊山温泉宫。(唐代李商隐用诗歌来想象历史，他描写汉武帝的园林时写道：“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魏晋时期，石榴已栽种于达官名士的庭院里，也开始出现在花果主题的诗作中。傅玄的《安石榴赋》中称赞：“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栖扶桑;其在昏也，奭若烛龙吐潜光。”潘岳的《河阳庭前安石榴赋》描述石榴果“似琉璃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南北朝时，石榴已成为服饰花纹。梁元帝《乌栖曲》载“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康熙年间成书的园艺学著作《花镜》中记录，如要“四时有不谢之花”，则正月需移植石榴，五月则有“榴火烘天”。石榴果多籽，象征着丰收和繁育，这在世界很多文化中都有所体现，石榴传入中国后，火红的花色和累累硕果的植物形态热烈喜庆，其自身所含的文化象征也契合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期盼，因而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文化中，石榴又被赋予吉祥、和睦、团结、昌盛等文化象征意义，成为了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表达中国式的美好寓意。

奇花异木承载的文化记忆

　　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文明地区有着不同的生长状态，凭借不同的文明中介得以传播。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桃种经由中亚向西传到波斯，之后由波斯传到亚美尼亚，又传到希腊、罗马。7世纪时，撒马尔罕(即唐朝人所说的康国)曾两次向唐朝宫廷进献金桃，《唐会要》中记载“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金桃唤起人们对于桃子的美妙遐想，也激发了对于出产金桃的撒马尔罕的美好想象。《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国“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是物产丰富、肥饶美丽之地。长在中国的桃树被带到西方，桃子在罗马成为了婚礼的象征，而其在中国文化中长寿永生的含义则没有被吸收。撒马尔罕的金桃又进献给中国，由于与中国本土桃子形态不同而受到追捧，其品种在宫廷的御苑中得到精心培育。

　　16、17世纪时，欧洲人从美洲引入观赏花卉。这些花卉到了18世纪时已经在欧洲普遍种植，并经由欧洲人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明清时期，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士们带来欧洲本土的观赏花卉，也一并带来了欧洲人在美洲所发现的植物。在故宫院藏的蒋廷锡所绘《花卉虫草册》中，描绘了原产自墨西哥的孔雀草。在乾隆时期的绘画中，孔雀草多次出现。在清宫绘画作品中，宫廷画家们将外来花木与本土的植物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式的祥瑞图景。

　　来自域外的花木中，有些只是一时一处短暂地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由于水土不服而销声匿迹;有些则得到良好的培育，扎根中华，长久地留存下来，成为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植物，融入中华大地，生长出新的形态与文化意蕴。植物在自然界繁衍生息，同时，在人类社会层面，植物经由人类活动被传播、交换、栽培。在长久不断的交流、沟通过程中，不同文明对各种植物形成了审美和感知观念的互通，共同构建了与异域文化相关联的集体文化记忆。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年4月8日第7版

本期编辑：董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