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水为后世文官立下死谏先例,杜甫为官

杜甫内以“仁”、“义”为性，外以“济时”、“致君”为功，渴望成为稷契式的“圣臣”,构成了他以“内圣外王”为模式的成圣之梦。为了这个梦想，杜甫二十岁时就开始漫游吴越，二十四岁进士未第，但他并未放在心上，凭着年轻的血性和凌云的壮志开始漫游齐鲁大地。他在《壮游》中写道“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豪情壮志，激荡天地。但随着诗人“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干谒生存的悲哀，杜甫的圣化之梦开始一点点破灭。干云之气逐渐消殆。

闻一多对此总结说“子美下第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结交了许多名流。……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地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地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哀。”这句话可以说不但对杜甫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而且对杜甫后半生漂泊无依、无枝可栖的悲剧命运做了一个定调。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蹑。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篇诗歌可贵的实质就在于它指出了封建政权腐朽衰败甚至亡国的根本实质，那就是无休止的奢侈享受，横征暴敛以及其所带来的民不聊生和贫富悬殊。杜甫以他在大唐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十年的亲身体验，用史家之笔，为一个盛世王朝徐徐拉开了衰败的帷幕。当渔阳鼙鼓惊破了一个帝国的都城，却给杜甫带来了实现外王第一步的机会。“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杜甫做了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做到了他梦想的贤臣。可惜好景不长，圣化之梦遭到挫折。

据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证，杜甫为官不到一个月，就因营救房馆而抗疏，触怒了肃宗。关于房琯，史载：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籓，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既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房琯虽为一代名臣，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他的失势和遭贬最终被逐出政坛之外，却与贺兰进明的谗言有关。他的“命诸王分守重镇”“分诏而治”实际上有效牵制了安禄山的军队，为唐王朝赢得了宝贵的反攻时机，但却由于贺兰进明的谗言，他成了玄宗和肃宗两代君王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对于这件事，杜甫却认为是“小臣用权，尊贵倏忍，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亢直词，空闻泣血”。《祭房相文》他把房琯看成一个安国之才，把房琯的罢相同苍生社稷、民族兴旺紧紧联系在一起，正体现了杜甫作为尧舜贤臣之仁义的担当和尽职尽责。为救房琯敢冒天子之大不韪，“廷诤守御床”，这是杜甫作为一个“真谏官”，更是一个士人从道不从君的身之践履。

《花鸭》：“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杜甫以颜色的黑白比作是非曲直的分明，以“先鸣”喻直谏不悔，冒死就房琯，这正是他对屈原是非分明、正邪两立、正道直行、敢于担当的婞直风骨的体现。《史记》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屈原投水后，不听而屡谏的婞直风骨就一直鲜有回响，士人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群体，庙堂从此失去阳刚之正气，变得万马齐喑，再也没有敢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坚持正义的仁人志士也了。

杜甫冒死疏救房琯，就是对屈原婞直风骨的千古回应。明末的卢世自《杜诗胥钞·大凡》中也曾把杜甫救房琯和司马迁救李陵相并论：“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跌，卒老剑外，可谓为侠所累。”此话把杜甫一个真谏官又上升到了一个侠者的地步。

疏救房琯使杜甫的圣化之梦最终化成泡影，外王的环节最终被撞碎，生命理想价值面临落空。但士之所以为士，贤之所以是贤，就在于他们面临失败都没有放弃自我人格价值的追求，知疾不可为而为之继续追求的悲剧精神。《论语·先进》云：“有道事君，不合则去。”杜甫辞官，绝裾而去，表面上看是维持了士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命操守，但实际上，他是怀道自期，杜甫的心目中渴求的不是昏君而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生命价值得不到实现和转换，身与心的分裂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沉郁顿挫、苍凉悲怆的诗歌就成了他痛苦郁结，忧思难耐的生命情感的价值自证。从一个自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人比稷契的贤臣到一个漂泊西南天地间感叹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杜甫生命价值轨迹开始了不自觉的转变。